韩晓平：靠市场竞争促光伏良性发展

[14] 正如罗尔斯所言：公民是生而进入社会的，并通常在其基本制度内度过一生的时光。

（十一）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七)违反本法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4、检察官的违法违纪责任追究 对于检察官的违法违纪责任追究，检察官法作出了与法官法基本相同的规定。宪法行为的直接依据是宪法，因此，判断宪法行为的基准只能是宪法。2、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覆盖公职人员责任的层次限度 作为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在法律上所要承担的责任包括犯罪责任、违法违纪责任和违反内部规则责任。法律法规授权或者政府委托来行使公共事务职权的工作人员。

第17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除此之外的其他组织行使的是社会权力，而并不行使公权力，不应当由作为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反腐败机关的监察委员会监督。甚至可以说，之所以会诞生国家所有这一概念，一方面是意图让全体人民分享公共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也有通过将国家所有转换成权力状态的意图，实现社会主义宪法所指称的专政。

[31]直到罗马帝国后期，所有权作为一种典型的完全权利才逐步固定下来。但是，所有观念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社会物质产品开始丰富，人类对财产占有的欲望明显进化之后才出现的。[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3页。在笔者看来，宪法文本所用的词汇未必完全能够表达出宪法实践需要的含义，但是宪法文本本身所包含的含义不能忽视

在互联网诞生之初，这样一个中立性原则，是通过互联网自身的技术架构设计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正出现一种新的发展状况，即在全球以及民族国家范围内，出现不同社会系统自身的宪法化趋势，包括WTO宪法、世界金融宪法、媒体宪法、互联网宪法、体育宪法，科学宪法、贸易宪法等概念，这些都已经在西方法律思想界引发了许多讨论。

今日的世界秩序既不是哈特和内格里所谓的帝国，也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指向一种新型的政治法律结构，或可称之为帝国网络政体。简言之，要从互联网系统的三权合一，走向三权分立制衡的可能性。实际上，如果互联网系统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实现封建化结盟，再借助互联网代码的三权合一，就会形成技术专制的可能，就会从最初互联网黄金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自然状态，转变为奥威尔式的1984互联网极权主义。寻找互联网系统的我们人民、重构互联网系统的三权分立制衡、形成互联网系统的二元对抗政治空间以及互联网系统的宪法化双重运动。

互联网宪法政治并不是宣告了传统领土化法律原则的过时，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各种超国家、亚国家、跨国家政治与法律空间的演化，要求我们发展出一种新的宪法理论，来将那些实际已经正在进行法律创制，以及受到这些法律创制实际影响的人群和团体纳入到新的宪法政治-法律框架之中。这就大大超越了传统国家司法的概念，从而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司法权在构造现代世界宪法中所扮演的真正功能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但关键是，这种名义上的市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参与，在全球层面，更多其实也不是互联网公民个体的意志表达，而是跨国企业、利益集团等组织化主体的利益诉求，全球行政法的正当性赤字，在这种私人利益政治表达的格局下，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进。所谓的纯货币改革，就是意识到在全球化的条件之下，原来由国家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

各种超国家、跨国家、亚国家组织和全球化网络及其功能系统，通过多层次、多中心、多节点的契约和产权关系，形成了一个包围民族国家的全球多元法律秩序。事实证明，这些不同的社会子系统已经形成其自身独特的运作逻辑，国家政治宪法和国家政治权力的渗透，事实证明，大多是失效的。

所以，二战后全球法律秩序的重构，不只是基于大屠杀记忆的道德主义或新自然法转向，拯救民族国家秩序的重要力量来自比如WTO、IMF、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超国家和跨国家法律体系的建构。由于互联网世界的行政治理缺乏国家行政法意义上的宪法框架规范，这就使其决策正当性面临许多质疑，特别是，当互联网行政规制机构的相关决定对当事人造成损害之时，当事人具有哪些途径可以获得救济保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不同于国家法的相关情况。

第三，借用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Bruce Acerman）的概念，即区别于议会一元民主的二元民主论构想。经由洛克、卢梭、普芬道夫这一系列思想的展开，最终形成了对民族国家世俗法律秩序构建的思想指导，其终极成果的典型代表则是美国宪法。也就是说，传统的国家宪法设计（黑格尔的国家-市民社会-家庭秩序体系），预设了政治宪法能够确保市民社会需求的体系与国家普遍公共性的协调，黑格尔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被成功地限制在主权领土范围之内，不同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仍然可以寄托于一个具有全社会代表性的政治国家宪法来保证其公共性的实现。而在互联网领域，就是既要有组织化的制度性互联网民主，也要有不局限于代码组织化运作的互联网自发民主。如果说，在互联网系统诞生的早期，因应于一种片段式的部落化发展状态，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类似中世纪的封建秩序结构，不同的互联网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已逐渐形成一种等级性、封建化、垄断性的互联网生态，根据不同的互联网身份和财产特权结构，形成了一种封建化的等级分化形态，并形成一种新的互联网社会的涵括-排斥结构。它的争端解决对象，既可能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纠纷，也可能是私人机构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矛盾，当然也可能是私人之间的利益摩擦。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世纪神权秩序的正当性基础受到了动摇，等级会议宪法不再能够有效整合新兴的民族国家秩序，资产阶级不再满足于由教士和贵族所垄断的法律特权，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排斥结构。而之所以依然使用帝国概念，除了再一次说明民族国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失效，而且还由于这一世界网络秩序依然存在中心-边缘的差序格局，帝国组织原则仍在发挥作用，尽管已不是唯一和支配性的作用。

因此，当代的互联网系统，也很有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宪法双重运动的趋势。这一全球网络化的宪法运动进程，也正与互联网的当代秩序隐喻形成了一种时代呼应。

进入 余盛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互联网宪法政治 。我们已经不能像霍布斯时代那样，通过民族国家宪法来解决主权领土范围的一切社会权力和权利冲突的问题，当代宪法理论，必须同时应对国家政治之外的跨国家运作的新型社会系统力量。

包括谷歌操纵搜索算法，或者网络运营商切断网络等行为，以及百度的垃圾广告搭车行为，特别是所谓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已经改变了互联网系统诞生之初的中立性保证。而从中产生的大量纠纷和矛盾，则为互联网法律的不断生成，为不得拒绝裁判的司法机构以继续完善和发展互联网法律提供内在演化动力。但是，随着整个商业互联网资本力量的扩张，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中立性原则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演化过程中，可能也会同时形成全球片段化的子系统之间的宪法化网络结构。

美国特殊的政法结构，特别使其具有学习能力来内化、同化与传播这种秩序原则，同时也使其自身深度内嵌到这种网络体系之中，从而遮蔽了美国秩序背后更为深刻的网络化秩序原则。对于互联网系统的这种内在演化逻辑，如果简单站在国家监管的角度或者简单的法律批判角度，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和权利的救济。

它们填补了民族国家的真空地带，填补了民族国家权力辐射的空白，通过全球空间尺度的秩序查漏补缺，以及逐步的秩序替代，从而提供了超越单一民族国家与传统国际法体系的多元选项。对于法律的识别，已不能通过奥斯丁、霍布斯，也不能通过哈特、德沃金，或是富勒的法律定义进行。

简言之，是从中世纪的层级式社会分化形态向现代的功能性社会分化形态转型的产物。但是，与此同时，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又不简单等同于霍布斯所面临的困境，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由此所形成的电子联邦主义 可以通过各种独立的网络接入提供商来实现，并绕过基于领土分化的民族国家的直接管控。这些司法争端解决机制已在实践中孕育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传统的宪法设计和法律监管措施，实际已难以处理金融危机难题，因为它已难以介入一个逐渐在全球范围封闭运作的金融系统。现在，我们却发现不同的社会系统，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独立运作体系，对于这样一个独立运作的系统，个人心理的感受、个人的情感、个人物质的需要，只是偶尔被不同的系统所考虑，只是作为系统的环境而存在，如果简单套用传统法律主体和主观权利所依托的诉讼请求权，已难以真正做到为权利而斗争。

而这两者之间的中介和串联机制，可能也主要将由相关的司法争端机构来承担。既要有大平台企业组织的渗透和把控，也要有互联网自发市场的逻辑平衡。

所以，上述三点变化，实际上对我们当代宪法秩序构成了非常严峻的挑战，我们传统的宪法理论、传统的政治理论，都在这些变化面前遭遇到困境，而这三个层面的变化，也正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因为，这些制度设计，最终还是希望能够约束资本家的贪婪本性或者进行道德上的批判，试图通过国家政治法律对社会个体的外围监督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既要有议会的民主、制度化的民主，也要有大众的民主、社会的民主。迈向司法治理的互联网宪法政治 互联网宪法秩序的生成，主要将会围绕司法争端解决机制的造法功能而展开。